100年12月26日補充閱讀──
大學，如果沒有人文學校教育該帶給學生什麼？專業知識？職業訓練？道德教育？或人文素養？裴行儉：「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唐書》
徐茂瑋誌 100.12.26.1.大學，如果沒有人文 龍應台
【龍應台】 【2005/06/22 聯合報．副刊】我的研究室在儀禮堂，緊鄰著梅堂，是兩座一九一四年的古典紅磚建築，立在山腰上，望著中國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縐紋裡，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十九歲的張愛玲，拖著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裡。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冷血」的張愛玲
〈燼餘錄〉像是一個歷
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二十四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於是我回頭去讀〈燼餘錄〉，大概在一九四四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裡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裡，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裡滿是蠕蠕的蟲……
她寫香港淪陷後的「歡喜」：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霜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霜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霜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銳無比地比較上海和香港：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她對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種抽離，彷彿將屍體解剖學提升到藝術層次去欣賞：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彷彿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歎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餘錄〉像是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二十四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裡，全部都埋伏了。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二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裡一個高高衝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裡，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散步的朱光潛
在
1930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裡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儀禮堂後面，有一條山徑，洋紫荊豔麗無比，百年樟樹浮動著清香，九重葛爛漫攀爬。沿著山徑往上到山頂，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後，偶然之間，我讀到朱光潛回憶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們一有空閒，便沿梅舍後小徑經過莫理遜舍向山上走……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罩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矗立青蔥的樹木，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圖案……香港大學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
朱光潛，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寫了《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在一九三喩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裡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沙龍的主要成員有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馮至、沈從文、冰心、凌叔華、卞之琳、林徽音、蕭乾等人。沙龍所討論和爭辯的問題，又會從小小的客廳裡輻射出去，成為文藝界注目的問題，或者影響到文學和詩歌創作的發展與流變。這是一個中國自由文人的沙龍，摻揉了歐美的風格和眼界，對三十年代文學，特別是「京派文學」的形成和風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潛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說，是港大的四年（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奠定了我這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裡，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潛是誰？
不吃「敵人麵粉」的陳寅恪
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據說曾經對陳寅恪做過兩件事：一是送麵粉給他。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
許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灣人早期也讀過「落花生」的小品。胡適之向港大推薦聘請許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在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一的六年間，許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課程內容，對整個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氣，四處演講，宣揚國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許地山如何把陳寅恪帶進了港大的歷史。
陳寅恪的學成過程出奇地多元豐富，幾乎像歐洲概念裡的「文藝復興人」：一九喩二年他就讀日本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一九一喩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讀書。一九一四年因為歐戰爆發而回國，一九一八年，再度出國深造，先在哈佛大學學梵文，後又轉往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和蒙古語。在整個學習期間，他培養了閱讀蒙、藏、滿、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餘種語文的能力。
一九二五年陳寅恪回國，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共事。一九四喩年，陳寅恪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離開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但是歐戰情勢加劇，他因此「卡」在香港。這個時候，許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間人。
陳寅恪留下，成為港大教授。香港在四一年底淪陷，陳寅恪在飢餓困頓的情況下閉門治學。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在這段艱苦時期內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一代大家的學術巨作，在風雨飄搖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園裡寫成。
梁啟超在推薦陳寅恪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經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毛澤東訪問蘇聯，史達林曾問起陳寅恪的狀況，表示關心；史達林的《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據說曾經對陳寅恪做過兩件事：一是送麵粉給他。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第二是據說「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中，有多少人聽說過陳寅恪，或者讀過他的著作？
這時候，或許有人會說，龍應台，你太苛求了。香港是個英國殖民地，對中國文化本來就不熟悉。
但是我還有另一個發現。我發現在一九三三年，當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準備盛大歡迎七十七歲的「和平老翁」訪華之前，蕭伯納先來到了香港，在港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一般坊間的紀錄說，蕭伯納不願意正式演講，只是與學生閒聊，閒聊中，蕭氏說，在大學裡，學生首先要學會「忘記」酖酖「我們聽到、學到的東西，許多是不正確的，要引我們入歧途的。在學校必須學，不學畢不了業，但要會忘記，要將學到的東西忘記。」
可是，我又發現，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路透電」的消息說，蕭伯納在香港大學演說了，而且報導的標題是「對香港大學生演說酖酖蕭伯納宣傳共產」，中國各報都刊登了消息。
這時，我才將蕭伯納港大之行和魯迅的文章連了起來。魯迅因為蕭氏的港大演說而讚頌蕭伯納「偉大」：
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蕭伯納是一九二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文學作品、政治思想和對社會的介入，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思潮，是英語世界裡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又瞭解多少呢？
大學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沉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來港大之後，做了種種發現，但是最大的發現還在於：人們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經包容過、孕育過這麼重要的文化遺產。孫中山算是港大畢業生，大家都知道，而且津津樂道，但是我不免有些「小人之心」，猜測孫中山在港大之所以廣為人知，還是一個政治的尺度在衡量價值。大政治家，人們記得；大文學家，大歷史家，大思想家，沒人知道。沒人知道，是不是因為，人們太不在乎人文的價值？
香港大學以它歷史的悠久和財力的豐沛，一直在為香港培育兩種人：優秀的政府官員，優秀的專業菁英，譬如律師和醫師。在香港的價值觀和語境裡，我也注意到，社會關注的核心一直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求經濟發展，做決策的政府官員和影響決策的專業菁英顯然是極為重要的支柱。
可是，就以政治、律師和醫師這三種行業來說，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對「人」的深刻認識作為基礎的呢？對「人」不夠瞭解，政治就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幸福。對「人」不夠瞭解，法律將只是文字的繩索，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正義。對「人」不夠瞭解，醫學的種種研究和發明，脫離人的終極關懷，可能變成技術的競賽、腦力的遊戲，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平安。我們所訓練的學生，將來要領導這個社會走向未來的菁英，對「人」，有多少深刻的體會和認識呢？
所謂人文素養，其中包括美學、文學、史學、哲學酖酖剛好是我今天所談到的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所代表的，其實都是研究「人」的專門學問。你可以說人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科學。而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沉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當你瞭解了港大曾經有過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這樣的文化遺產，你就發現，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個斷層。李卓芬副校長提醒我，這種斷層，和一九五喩年代開始，殖民政府因為反共懼共而有心推動的「去中國化」是很有關係的。現在香港跟中國人文思想的「斷層」，不只是香港大學的問題，是整個香港的問題。
他的診斷多麼精確。日本殖民台灣時，也是努力培養農業和醫學的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壓抑台灣人對思想學科的追求。「去中國化」恐怕還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義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們意識到問題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養，豈不更要成為教育的首要目標呢？
今天的演講，看見校長和幾位副校長都全程在場，看見校友們對港大的前途如此關切，我分外覺得感動。當外面的世界對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勢利」的時候，我自己的發現卻是：香港有特別多滿懷理想主義的有心人，總在尋找為社會奉獻的機會和方式。
兩個建議
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因此今天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一個是比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筆小小的經費，對港大的歷史做一次澈底的研究調查，讓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現：許地山的辦公室門口，陳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張愛玲曾經住過的宿舍遺址，朱光潛曾經流連忘返的校園山徑、孫中山和蕭伯納曾經演講的陸佑堂……每一個蘊含人文意義的點，都可以豎一個小小的牌子，透過歷史告訴我們一代又一代不斷「提著皮箱」到達校園的十九歲的青年：大學，是一個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學、技術、經濟或商業管理的發明，都必須以「人」為它的根本關照。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另一個建議是比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嚴肅的投資，把原來就有的，從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甚至於蕭伯納，所一脈相傳的人文傳統，一個斷掉了的人文傳統，重新焊接，重新出發。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為中國培育人才。今天我們不必把它狹隘地理解為為中國培育人才，但是為中華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個當仁不讓的義務。香港或許此刻文化的土壤過於澆薄，但是以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潛力面對整個華文世界，搭出一個人文思想的平台，成為文化的聚光之處。
那麼給予時日，或許將來的港大，會栽培出新一代的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不是偶而南來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學家、史學家、美學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裡長出來的才氣煥發的人。這，是我所想像的香港大學的責任。
2.沙灣徑25號 在一個有文人的城市裡 龍應台 (20050603)人間
台北的誠品書店在廣大的華人眼中，是一個重要的「台北文化」地標。這樣的書店可以成功，不僅只是一個經營的技巧而已，它需要社會的多元開放，更需要數量足夠的、相對成熟的讀者群體。北京上海缺多元開放，新加坡香港缺讀者數量。
台北還有一個比較不為大眾所知的文化地標，亞都飯店。一棟不現代、不漂亮的大樓，處在不時髦、不熱鬧、非常小市民氣味的民權東路上，卻是台北文化界特別熟悉的一個聚會的點。記得海德堡大街上一家旅館，每次經過，我會想到，雨果、左拉在這裡住過。也記得威瑪廣場上一家旅館，歌德、巴哈、李斯特、湯瑪斯曼在這裡住過。湯瑪斯曼的一整部小說在裡面寫成。旅館就像老樹、老房子、老街，盛載著一個城市含蓄的情感和記憶。如果在很多年後有一天，亞都打開它記憶的本子：多明哥、高行健、馬友友曾經在這裡停留；胡德夫曾經在這裡駐店演唱；楚戈曾經在這裡過七十大壽；多少文人藝術家曾經在這裡向企業募款，在這裡密商一個思想雜誌的誕生，在這裡討論精緻藝術如何可以下鄉
……亞都不是紫藤廬，和紫藤廬有「階級」差異。但是在不同的「階級」平台上，都有文化的據點，正是台北文化的可愛之處。
一個五星級的酒店，本來應該是一個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據點，設法賺錢就是，何以變成一個累積記憶的文化據點？自然是由於主事者對於這個城市有心：他對這塊土地有強烈的認同，對於文化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些，一個酒店再好也不過就是全球化的自動運輸帶上一個標準作業連鎖環節罷了。
嚴長壽從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跑腿「小弟」變成跨國公司的總經理，又把一個客觀條件不好的亞都變成一個文化地標，是一則傳奇。人們追問「嚴總裁」成功的原因，他曾經舉過「垃圾桶哲學」來回應：當他是「小弟」時，別人不願做、不屑做的工作，他就甘之如飴地搶過來做，也就是說，把自己當作「垃圾桶」，而其實，增加了自己的容量，也讓別人愉快。
四月，胡德夫開演唱會，我特別飛回台北。香港的朋友們很驚訝：胡德夫是什麼人？於是我嘗試著解釋：他是個原住民，唱歌寫歌的，長得像流浪漢，唱得像吟游詩人，他是台灣文化史的一個標誌。當所有的人都在學唱美國人唱的歌時，他開始和幾個朋友譜自己的歌，寫自己的詞，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個「自己」，指的是他腳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東西，他習慣的語言。人們因他的才華而特別「寶貝」他，但是他的藝術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現實生活特別坎坷，頭都白了，才出第一張作品。所以我要去。
當天晚上，為這個赤腳的吟游詩人，台北可是「冠蓋雲集」；官帽和桂冠，在朝的和在野的，曾經是夥伴現在是敵人或者曾經是敵人現在是夥伴的，曾經有過理想和熱情的，全部到場。
在台北，文化史的起承轉合章節，特別清晰。
演唱結束之後，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文人吆喝著湧到一個巷子裡的小酒館「續攤」。幾十個人，在酒酣耳熱中，辯論三十年前的「革命理想」，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聲音愈來愈大，夜愈來愈深，有的起身走了，有的才剛加入。嚴長壽在一旁忙著拿杯子，點小菜，倒酒，問每個一頭闖進來的作家或總編輯或主筆：「你喝什麼？」
「總裁」又是「小弟」。
清晨兩點半，人散了，我們走出小酒館，我才知道，他第二天一早要趕到機場，飛新加坡開會。我萬分抱歉：「太對不起了，把你拖到現在。」他微笑著說，「不留也不行啊。總要有人付帳吧！」
就在那深夜的小巷裡，我愣住了。一瞬間明白了，什麼叫「垃圾桶哲學」。
3.沙灣徑25號一個樹的故事 龍應台 (20050319) 人間
講一個樹的故事。
我在歐洲的家，有一個院子，裡頭有五株松樹、兩株蘋果樹、一株櫻花、一株梨樹、一叢跟房子一樣大的歐洲茉莉。靠書房的那株松樹長得特別快，亭亭伸出的松枝一年就增長三十公分。樹幹一圈一圈加粗，像小孩兒搶著長身體似的。
然後書房外面的那面牆腳，開始出現八爪裂痕；我們知道，松樹的根也在地下長，跟房子爭地盤了。不處理，房子要壞。
我們站在松樹下，討論是否不得不砍樹。十歲的兒子在不遠處他專屬的菜圃上，正趴在土上種番茄。聽見我們的談論，他晃了過來，說，「松樹幹直徑已經超過六十公分，不能說砍就砍喔。」原來村裡的樹木保護法規定，即便是你自家院裡的樹，樹幹直徑超過六十公分就得事先取得村政府環保辦公室的許可，才能砍除。
我看著這身高不到一百公分的小鬼，臉上都是黑泥巴，心裡著實驚訝：學校的公民教育、綠色教育真厲害，讓一個十歲的小孩都知道樹木受到什麼樣的保護，還回來教訓家長！
一九九九年秋天，我開始在台北市政府作公務員。有一天收到一封老太太的信，字寫得大大的，墨水很濃，看起來就是一封情感激動的信：一條計畫道路要穿過她家門口，因此要切到一株老樟樹。這株老樟樹，她說，起碼有幾十年，如果不是上百年的歲數了，樹冠濃密美麗。社區居民對這樹充滿感情
──樹小的時候，老人家是孩子；人老了，樹也大了。能不能不砍？老太太甚至願意把自己一部份的房子捐出來，如果樹能留下。我們就召集各個工程部門共同去會勘這棵樹。真是一株漂亮的老樹啊。樟樹樹幹顏色黝深，紋路歷歷如圖案。樹葉層層疊疊，發出清香。放學歸來的孩子們在樹蔭下嬉鬧，鳥雀在頭上的樹叢裡追逐。有了老樹覆蓋，再粗陋的巷子也變成溫馨甜美的家園。
協調之後，工程部門同意留樹。歷史就被創造了：第一次，計畫道路為一株老樹轉彎。人們承認了：樹，才是一個城市裡真正的原住民，驅趕原住民，你是要三思而行的；不得不挪動時，你是要深刻道歉的。
市民的來信更多了：「一整條馬路兩旁的欒樹，上百株，突然被砍光了。我可是從幼稚園起，就每天走那條路上學的。」「河邊一大片空地，本來有幾百株大樹，鳥很多。建商在一夜之間全部砍下，變成光禿一片，街坊鄰居們都很傷心。」
我們才發現，那砍樹的，從來就不是市井小民的個人行為。城市裡頭樹的最大殺手，其實有兩個，一是政府的工程行為，一是私有的地產開發。工程行為一心只思考硬體的建設，造橋鋪路就是目標；地產行為一心只思考金錢的利益收入，最大的樓地板面積帶來最大的利潤。至於樹木與居民的歷史情感、綠色環境帶來的生活美學、或者「樹木是原住民」的生態哲學，當然不在工程手冊和建商契約裡。這種工程和開發行為，一砍就是成千成百的砍。而你不可能像搶救老樟樹一樣，一株一株去救。牽涉工程目的和經濟利益，你也不能訴諸於道德勸說。在法治社會裡要解決問題，還是得用法治的手段。原來林林總總的法，保護不了這些樹。
於是我們開始立法。專家學者花了上千個小時的細節討論，各層公務員花了不計其數的加班夜晚，在老太太為樟樹求情之後的三年半，台北市通過了「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從此以後，不論是政府工程或是私人開發，動工之前必須先把該保護的樹木給保護起來，才能取得動工的許可。一個新法的執行儘管可能磕磕碰碰，而且還得依實際情況不斷修訂，但是這個法最深刻的意義在於：從此以後，人文價值滲透工程思維，價值改變，一個城市的面貌、氣質和內涵，從此不同。
然後有一天，十歲的孩子也會告訴大人，嘿，這棵樹可不能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