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9月14日國文閱讀補充──在這裡,我鬆開了你的手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在這裡,我鬆開了你的手龍應台 (20090817)人間

 

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有的人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於荒野,曝屍於溝壑。時代的鐵輪,碾過他們的身軀。那烽火倖存的,一生動盪,萬里飄零。也正因為,他們那一代承受了,戰爭的重壓,忍下了離亂的內傷;正因為,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頭播種,我們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天真而開闊地長大。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那麼,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正是他們,以「失敗」教導了我們,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美君離家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離開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輪」沈沒之後沒有多久。

 

她才二十四歲,燙著短短的、時髦俏皮的鬈髮,穿著好走路的平底鞋,一個肉肉的嬰兒抱在臂彎裡,兩個傳令兵要護送母子到江蘇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駐常州的憲兵隊長。

 

已經是兵荒馬亂的時候,美君倉促上路,臨別前對母親也就是平常地說一句:「很快回來啦。」跨出家門,頭都不曾回過一次,雖然知道那瘦弱的母親,裹著小腳,就站在那老屋門邊看著她走。

 

美君也沒有對淳安城多看兩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馬蹄達達的石街,還有老宅後邊那一灣清淨見底的新安江水,對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樣是永恆不變、理所當然的東西,時代再亂,你也沒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別吧?人會死,家會散,朝代會覆滅,但是一個城,總不會消失吧?更何況這淳安城,已經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美君向來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她聰明,果決,堅強。城裡的人都知道,應家這個女兒厲害,十七歲就會獨自押著一條船的貨,從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裡去做買賣。

 

有一回,買賣做完,回程上,一個家族長輩裝了滿船的鹽,從杭城運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現緝私隊的士兵,攔下船準備檢查。船上的人緊張得就想跳水,長輩臉色發青,美君才知道,這一船的鹽,大部分是私鹽。

 

她看長輩完全亂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勢,便作主指揮,說,「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兩袋合法的官鹽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後要工人那年輕豐滿的媳婦,坐到存放私鹽的船艙入口的門檻上,脫掉外衣,只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導演一樣告訴她坐在哪裡,怎麼坐,然後盯著她看看,又說,「把簪子拿掉,頭髮放下來。」

 

船緩緩停下,緝私船靠近來,抱著槍的士兵一躍而上。美君先請他們檢查船板上的兩袋官鹽。士兵打開袋子,檢查標籤,抓一把鹽在手心裡聞聞看看,然後轉身要進艙房,可是一轉身,就看見那年輕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艙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個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時嚇了一跳,美君就說,「對不起對不起,嫂子剛剛在給孩子餵奶……

 

緝私隊長忙不迭地說,「那就不要打擾了。你們快開船吧。」

 

淳安的長輩們在對我敘述這故事時,美君就坐在旁邊咯咯地笑。

 

最後一次離開淳安時,後來美君跟我說,她確實回頭看了一眼那城門兩邊的石獅子,一邊一隻,已經在那裡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獅子就蹲在那裡,不讓你有任何的懷疑或動搖,他們會在那裡天長地久。

 

淳安,是三國時吳國的大將賀齊所開墾設置,當時的淳安人被稱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種,逐漸發展成吳國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這裡做縣令,淳安人為他建了個「海公祠」,是美君小時候每天經過的地方。

 

美君會描述她家裡的家具:柏樹做的八仙桌,有一種撲鼻的清香味;母親的床,木頭上全是雕花;天井裡頭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養著高高挺挺的粉紅色風荷。家的大堂正中掛著三代的祖宗畫像,誰是誰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驕傲地說,「最下面那一排穿著清朝的官服,是高祖,他是同治年間鄉試的武舉,後來還是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問她,「『留守』是什麼官?」她歪著頭想想,說,「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長吧?」

 

躲躲雨

 

離開淳安之後就是一路的狼狽遷徙,從火車站到火車站,過江過河過大山。一年半以後,自己都弄不清是怎麼回事,美君發現自己已經站在海南島一個混亂騷動的碼頭上,洶湧的人潮拼命地要擠上大船,丈夫在另一個港口,失去了聯繫。

 

海南島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還有戰事。很多的國軍部隊,是在解放軍的砲火一路追擊下被逼到了碼頭邊。奉命負責掩護撤退的部隊,邊打邊退,好不容易最後到達了碼頭,卻只能在岸上看著軍艦迅速起錨逃離。砲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不得不淚眼汪汪看著掩護自己上船的袍澤被拋棄。碼頭上的傷兵絕望地倒在地上放聲痛哭,沒負傷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邊緣,後面是家鄉阻隔在萬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棄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國軍部隊,這時也傻了。徐蚌會戰中犧牲慘重的六十四軍,三月間在海南島緊急上了船,七千官兵中還有一千多個是一路「抓」來的青壯少年。

 

急難中,船要開往台灣了,可是,台灣在哪裡?開軍艦的人都不知道。

 

在砲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軍拿出地圖來找台灣的位置。

 

士兵問長官,「什麼時候才到那個地方啊?」

 

軍官說,「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時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個地方叫『台灣』,我沒去過,你也沒去過,聽說那地方不錯。」

 

六十四軍的軍官簡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裡慌得厲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灣是在東西南北哪個方位。從冰天雪地如蘇武牧羊的絕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島,心力和體力的透支,已經到了人的極限。安慰了士兵,他只有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個叫「台灣」的地方,只是暫時「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夢都沒想到的是,這一場「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臉色蒼白的美君在碼頭上,才從產房出來沒幾天,懷裡抱著熟睡的嬰兒,但是,別搞錯,從淳安抱出來的那個孩子,已經帶到湖南的老家,讓奶奶保護,此刻在懷裡安然閉著眼睛的,是在海南島出生的應達。

 

叫他「應達」,是想,只有在這樣的亂世裡,方才明白,要「到達」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就讓這嬰兒帶來「到達」的希望吧。

 

大船無法靠岸,無數的接駁小船擠在港內碰來撞去,亂哄哄地來回把碼頭上的部隊和眷屬接到大船邊,然後人們攀著船舷邊的繩梯大網像蜘蛛一樣拼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動,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慘叫啊,一個一個噗通噗通像下餃子一樣」,美君說。

 

砲聲聽起來就在咫尺之處,人潮洶湧推擠,接駁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邊了,卻眼睜睜看著大船開動,趕不上了。港內的海面,到處是掙扎著喊救命但是沒人理會的人頭,碼頭上一片驚惶,哭聲震天。

 

如果你站在碼頭上望向海面,用想像力變魔術「咻」地一聲倒退一百米,如同電影默片,你看見那水面上,全是掙扎的人頭,忽沈忽浮,浮起時你看見每一雙眼睛都充滿驚怖,每一張嘴都張得很大,但是你聽不見那發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歷史往往沒有聲音。

 

皮箱,無數的皮箱,在滿佈油漬的黑色海面上沈浮。

 

碼頭上

 

高雄,一個從前沒聽說過的都市,那兒的人皮膚曬得比較黑,說一種像外國話的方言。丈夫在動亂中失去聯繫,卻有兩個兵跟著她,臂彎裡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應達。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滿街擠著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從的難民。五月天,這裡熱得出奇,但是很多難民身上還穿著破爛的棉衣,脫下來,裡面是光光的身體,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濕熱難熬。一場急雨打下來,碼頭上的人群一陣狼狽亂竄,其實沒有一片屋簷可以逗留,於是乾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傾盆。

 

部隊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軍眷」的身份,一下碼頭就沒有人管她了;兩個傳令兵,也是家鄉的庄稼子弟,沒有兵籍。美君,其實不明白什麼叫歷史的大變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覺到事態的嚴重,此時此刻,除了自己,別無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著的五兩黃金,找到一個叫苓雅市場的地方,頂下一個八台尺見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攤子,開始獨立生存。晚上,兩個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摟著嬰兒躺在攤子上,共蓋一條薄被。

 

早上天還沒亮就起來,她指揮著兩個少年去買了幾個大西瓜回來,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碼頭上去叫賣。碼頭上,撤退的部隊和難民像潰堤的大水般從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碼頭;她計算的是,在碼頭上熱天賣西瓜,一方面可以掙錢,一方面可以尋人──丈夫如果還活著,大概遲早會在碼頭上出現。

 

美君的小攤擴張得很快。這個淳安綢緞莊的女兒冷眼旁觀,很快就發現,難民在建築自己的克難之家。他們需要竹片、釘子、鐵鎚、繩子等等「建材」,於是她的攤子就多了五金。她也發現,山東人特別多,於是她的攤子上馬上有一袋一袋的麵粉。南腔北調的難民進到市場,知道來美君這個攤子不但什麼都可能找到,而且這個攤子的女主人能說國語,活潑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脫下了細腰身的旗袍,開始穿寬鬆的連衣裙,給孩子餵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沈默的時候。她常一個人騎著那輛送貨的男用腳踏車,來到碼頭。把車停在一個巨大的倉庫大門前,她就倚著腳踏車望向碼頭和海港。軍艦緩緩進港,軍艦緩緩出港;人潮匯入碼頭,人潮一會兒散盡。氣笛聲迴旋在海港上頭,繚繞不去。

 

穿著制服的港警,巡邏時經過倉庫大門,看到這個體型纖弱的年輕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美君回家

 

美君從此不能見河,一見河,她就要說:「這哪裡能和我們老家的河比……」我從小就聽她說:新安江的水啊,她總是絮絮叨叨地說,是透明的!第一層是細細的白沙,第二層是鵝卵石、然後是碧綠碧綠的水。抓魚的時候,長褲脫下來,站進水裡,把兩個褲腳紮緊,這麼往水裡一撈,褲腿裡滿滿是魚……美君說完,總還要往我看看,確定我是不是還聽著,然後無可奈何地嘆一聲氣:「唉!對游彈琴啦,講給你聽,你也不會相信,你根本就沒見過那麼清的水嘛!」

 

牛,她總說「游」,所以「牛奶」,就是「游來」。

 

她沉默一會兒,又說:「有一天,有一天要帶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聲音很小,好像在說給她自己聽。

 

我這個高雄出生的女兒,對長江、黃河都無從想像,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麼一條新安江──江在哪裡其實也毫無概念,連浙江在江蘇的上面還是下面,左邊還是右邊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乾淨的水。

 

這個女兒長大以後,帶著美君去看阿爾卑斯山裡的冰湖,去看萊茵河的源頭,去看多瑙河的藍色風光,美君很滿意地發出讚美:「歐洲實在太漂亮了!」然而還沒走出幾步,她就要輕輕嘆一口氣。我故意不回頭,等著,果然,她說:「可是這水啊,跟我們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灣一住就是六十年,學會了當地的語言,也愛上了亞熱帶的生活,異鄉已經變成了故鄉。那新安江畔的故鄉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壩,整個古城沉入千島湖底。她這才相信,原來朝代可以起滅、家國可以興亡,連城,都可以從地球上抹掉,不留一點痕跡。

 

一九八七年,台灣政府終於允許人們回鄉探看以後,鄉親們紛紛結伴還鄉;也許人事全非,但故鄉,總歸是故鄉吧,可是淳安城的美君卻冷冷地說:「回去?回去看什麼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兒,我,說,「看人總可以吧?」

 

距離美君離開淳安半個世紀之後,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歲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現在叫千島湖鎮了,而且是個新興的小鎮,樹小,牆新,畫不古的新興的小鎮,在一個小島上。

 

「島?千島?」美君不悅地糾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麼千島。」當然,水淹上來,老城沉進水底,山頂突出成島,千島湖曾是千山鄉,美君確實沒想到五十年的「滄海桑田」竟是如此具體!

 

「這次回來,我一定要找到我父親的墳,」美君說,「做了水壩,墳遷走了,遷去了哪裡?好幾年,我都夢見他,他從墳裡出來,臉是綠的,水草的顏色,他說,女兒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辦法把我遷走……

 

一圈圍坐著的親戚突然安靜下來,我從一張臉望向另一張臉:這真是極複雜的安靜;美君的話,在他們耳中簡直「迷信」得駭人,卻又不好傷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個島,」他們猶豫地說,「我們只記得一個大概的範圍,墳怕不好找……

 

「可以試試看。」美君說。

 

一個親戚說,「我們這兒是可以遙祭的,就是對著那個方向祭拜,大姐你遙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著我。啊,我知道這個彪悍的女生要發作了。

 

「我在台灣遙祭了四十七年,」美君頓了一下,臉色很不好看,然後一口氣說出來:「我遙祭了四十七年,你們覺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來這裡遙祭的嗎?」

 

又是一陣安靜。

 

……千島湖出事以後,」親戚面有難色,「租船管制很嚴……

 

「我是淳安的女兒,」美君還是寒著臉孔,說,「找父親的墳是天經地義的。」

 

第二天,終於找來了一艘汽艇,還雇來了一位熟識水路的船夫,船夫帶著老城的記憶,彷彿心中有一個隱藏的導航系統,看穿湖水,將每一座島回復成山,認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麼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裡的水面上穿梭,掠過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島,煙波浩渺,千島湖看起來素樸純凈,原始自然,但是我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無數個聳立水面的荒島,其實既非島,也不荒,那曾是山,母親年幼時攀爬過、野餐過的地方,水面下,曾經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園,母親曾經讓大人牽著手去收租的地方。這一片荒野素樸,曾經是沃土富饒,水面上看起來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綿延千年的人文繁華。

 

我們看起來像遊客,我們不是遊客。

 

水花噴濺,滴在手上覺得潤涼。猴島,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嗎?不想。蛇島,很多蛇,想看看嗎?不想。

 

我們只想看一個島,尋找一個島,在這一千個島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來.船夫認為應該在附近了,親戚們三三兩兩站在船頭眺望水面,前面有一個不起眼的小島;美君的表妹皺著眉注視,猶疑了一會兒,然後說,「這裡,」她指著那個島,「就是這裡。」

 

她指的這個小島還沒一個房頂大,雜草叢生,近水處是一片禿禿的黃土。我們跳上泥濘的灘。參與了當年遷墳的表妹邊回憶邊說,「那個時候,是小表哥挑上來埋在這裡的,原來以為已經遷得夠高了,沒想到……

 

沒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頂尖,現在美君看見的是兩塊破磚頭泡在水裡,就在水面接觸黃土的那條波線上。風很大,吹得人睜不開眼,美君的白髮凌空飛揚,我緊緊扶著美君,滿耳呼呼的風聲,還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語音,「……爸爸──我來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說你很冷……

 

湖浪挾著些許水草,打著若隱若現的磚塊。那磚浸泡已久,土紅的表面已有綠苔。

 

一炷香燒了起來,青色的煙像柔弱無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隨風沒入天水無色之中。

 

離開淳安,我們經由山路往建德,這是那年緝私船檢查私鹽的地方。小汽車在石子路上顛簸,爬上一個陡坡,又急急盤旋而下,車後一團灰塵,路邊的樹木也蒙著一層灰白,但千島湖的水光不斷地透過樹影閃爍。或許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說話,我推推她:「喂,你看,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車窗外,疲倦地把頭靠在玻璃上,輕輕地說,「是嗎?」

 

我伸出手去環著她瘦弱的肩膀。

 

新安上河圖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裡去,她一路無言,看著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賀廟,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裡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麼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裡?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麼情況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裡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著你的人解釋:「嘿,我家餵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棓C瓦,雕樑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著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樑,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著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鋪──哪一家比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鋪什麼名號,鉅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捲軸,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著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裡嗎?」。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潘芳苟』,這圖上寫著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著「潘芳苟」三個字。

 

「那麼,」我沈思著,「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著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裡。」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捲軸,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裡,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繞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影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沈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著歷史的眼、沈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著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著人、車門邊懸著人、車窗裡塞著人、座位底下趴著人、走道上貼著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裡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著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裡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

 

美君半响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著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裡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裡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著,在衡山火車站,看著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著憲兵隊,駐守著廣州天河機場。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裡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裡,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裡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著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著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著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裡,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著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著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著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裡,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兩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著這一段,一字一句唸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追火車的小孩

 

我在夜車裡,從廣州東站駛往衡陽站。晚上十一點發車,清晨五點鐘可到。總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這個里程數,我開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開車去的,從法蘭克福開到仍在圍牆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制服的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裡,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個大堂裡,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出來打工的人,這很可能是兩三年才一次的回鄉。家裡的孩子,可能都認不得自己了。

 

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入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舖位,就把燈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裡。行駛中的夜行火車永遠是浪漫的,車廂像個秘密的、無人打擾的搖籃,晃著你疲倦的身體;韻律勻勻的機械聲,像一頂溫柔的蚊帳,把你密密實實地罩在搖籃裡。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李佛生,那兩位淳安一同出來的庄稼少年之一,陪著她走。廣州半年,美君看見了更多的生死離散;她決心回到衡山,無論如何把孩子帶出來,繫在身邊。可是,她還沒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這五百二十一公里鐵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過的鐵路。

 

美君的火車在清晨到了衡陽,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鐵軌被爆破,斷了。火車裡的人,心急如焚,面臨抉擇:是坐在車裡等,還是下車走路?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最普通的一年

 

和應揚走在田埂上,幾株桃樹,枯枝枒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襯著後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巒起伏,像一個超大的美麗畫布,前景還有一隻水牛坐在空地裡,悠悠晃著尾巴趕果蠅,一派恬靜悠閒的農村風光。槐生,一個中國農村的孩子,非常具體的,就在現在我踩著田埂的龍家院的土地上長大。

 

一個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這片土地,是怎樣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開衡山縣志。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國七年,等著他到來的世界是這樣的:「四月,北洋軍閥吳佩孚部隊與南軍在湘江、洣水沿岸混戰,奸淫擄掠。青壯男女進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蕪。七月,苦雨、兵災、水災交加,農民苦不堪言,拖兒帶女,外出逃難。」

 

槐生兩歲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飢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飢。」

 

五歲那年,大水滾滾從天上來,「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無幾,災民露宿兩三個月之久。」

 

十二歲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驟發。」

 

十五歲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災……飢民採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飢。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

 

十七歲那年,山洪爆發,「農民外出成群乞討」。

 

十八歲那年,絲虫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漲,衡山重災。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瘧疾流行,衡山死亡兩千多人。

 

國共戰爭全面爆發,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縣志是這麼寫的:

 

衡東境內發生嚴重飢荒……飢民覓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霞流鄉餓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粵漢鐵路一線有數以萬計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亂流行。秋,患病率達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邊遠、偏僻山區缺醫少藥,情況更為嚴重。莫井鄉八三五五人,患瘧疾的達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幾年的湖南孩子怎麼長大,縣志說的簡直就一模一樣:

 

民國三年,軍閥作戰,衡山境內初等小學由一百六十所減至十八所。

 

宣統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蟲災交加,農民靠樹皮、野草充飢,成群結隊出外乞討,賣兒鬻女,死於溝壑者比比皆是。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零六),連降暴雨,湘江、◆水橫流,發生「光緒丙五」大水災。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災。災情慘重。

 

沈從文這個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歲,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鳳凰鎮。

 

九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時候,野孩子沈從文看見的家鄉是「一大堆骯髒血污的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無處不是人頭。」

 

革命失敗了,官府到處殺造反的人。刑場就挑在沈從文常逃學玩水的河灘上。每天殺一百個人左右,看熱鬧的大概有三十個。抓來殺頭的,基本上都是無辜農民,後來殺的實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趕到天王廟大殿前,擲茭。順茭開釋,陰茭殺頭。該死的農民,自動走向左邊去排隊,該活的,走向右邊。沒有人抱怨。

 

調皮的孩子每天到河灘上去看砍頭,一二三四屈指數屍體,要不然就興高采烈地跟著犯人到廟前看擲茭。人頭砍下之後,地上一攤血,那看熱鬧的大人們,欣賞殺頭之後,品頭論足一番,還要前去用腳踢踢那屍體,踹踹他肚子,最後覺得玩夠了,無聊了,便散開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歲的沈從文已經從軍,跟著地方部隊去「清鄉」。「清鄉」就是去鄉下搜索所謂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農民就被繩子捆了來,先打一頓皮開肉綻的板子,再加一頓呻吟慘叫的夾棍;酷刑之下,超過半數的人畫了供,第二天俐落地推出去砍頭。

 

沈從文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看了七百個人頭噴血落地。前兩年,地方道尹已經殺了兩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軍司令,又殺了三千人。現在輪到沈從文的衛隊,「前後不過殺一千人罷了!」

 

水災、旱災、大飢荒,加上連年的兵災,人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迴轉,路上,全是移動的難民,倒在路旁的屍體,綿延數里。

 

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開縣志,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麼普通的一年啊!

 

(摘刊自作者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雜誌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