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09月13日──思考學習的本質與生命的意義

高三是人格扭曲的一年,肇端於對升學執著,將此戰役勝負視為一生幸福的關鍵。然而,名大學、熱門學系保證人生幸福美滿嗎?究竟人生最該追求價值為何?讀高中、讀大學的目的為何?請藉這幾篇文章思考學習的本質與生命的意義。 徐茂瑋

1.大學生能做的最酷的一件事  聯合晚報社論

2.《名人談教養》牧師黃天人:教育不是為了競爭 記者 羅緗綸、王慧瑛

3.丘彥明:從梵谷的教育談起

4.學測成績不理想   隱型消失座

5.李偉文:用大自然安頓身心

6.向下開的櫻花/9  

7.名人專欄/李偉文:有我沒我 有何不同?

 

1.大學生能做的最酷的一件事  聯合晚報社論 99.08.06.

今天是大學指考放榜日,多少人懷著憧憬踏上大學之路。卻也有不少畢業生此刻心中酸甜苦辣,有人「屢敗屢戰」仍在丟履歷表,有人對22k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有人頂著台大生光環卻選擇從展場女郎做起。

名校畢業能做什麼?最近華爾街日報有一篇報導,「哈佛之後他們在做什麼」,介紹一個教育性公益組織「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 TFA)的故事。20年前普林斯頓大學一名畢業生溫蒂,想去學校教書但無教師資格,只好去華爾街上班。溫蒂後來募資創辦TFA,類似青年和平團(peace corps)的模式,招募大學畢業生提供密集的師資培訓,由願意參加實驗的學區或個別學校聘為教師,指定目標是低收入社區或需要補救教學的學生。

TFA成績斐然。今年有四萬多名應屆畢業生申請,很多來自長春藤名校;特別有高比例的非裔和拉丁裔學生,因他們深知低社經背景受教機會的不利之處。很多年輕人說這是大學畢業後所能做的最酷的一件事。他們的工作成果也真的很酷。TFA老師教導的班級,多半成績進步驚人,比很多資深的、正統師範體系的老師成效要好得多(所以TFA頗受教師工會抵制,被譏為對教育沈?有如ok繃)。TFA的「校友」很多繼續留在教育界,有四百多人已當到校長或督學;其他日後選擇任公職、能參與決策的,也多不遺餘力於教育改革。

TFA概念在台灣未必全然合用,我們目前仍有大批流浪教師,一度設於普通大學裡的「教育學程」也逐一熄火。不過,城鄉差距、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問題,台灣絕不少見。目前也有些大學生的志工服務,或救國團的海外青年暑假回台教英文等活動,善用優秀青年的才智,為偏遠地區的孩子教育盡一點力。這些星星之火,都在播下希望的種子,受益最多的不但是貧苦學生,也因當事人「青春不留白」的體驗而從此改變了價值觀和人生志向。

想想看,大學生能做的事不少吧?

2.《名人談教養》牧師黃天人:教育不是為了競爭 記者 羅緗綸、王慧瑛 2010-04-09/聯合報

「如果教育只是用來競爭,不是互助,受傷的一定是弱勢孩子。」新竹縣黃天人牧師長期投入青少年和中輟生輔導,他有兩女一男;女兒高中時就隻身前往泰北當義工,幫助當地孩子教育、生活輔導,獨立,很有自己的看法。

黃天人在長女書亞進入國小後,對教育就有新想法,認為學校是團體,是教導互動和正向發展,但目的是什麼?他思考過,孩子如果從小被訓練比優秀,智能好的將壓迫智能較不好,那許多孩子將會受傷害。智能優秀的到最後也會被排擠,孩子沒必要從小就生活在「不要輸在起跑點」的競爭環境中。

他認為,孩子的童年很可貴,要多玩、多親近大自然,保有對自然和周遭事務觀察和探索的熱情,父母多陪在孩子身邊就是最好的教育。他子女讀小學時,每逢大考後「必定大玩」,向學校請假,由他帶著到宜蘭騎單車,探訪大自然。

當時他在湖口鄉推動攀岩活動、騎單車,帶著青少年攀岩,透過體力訓練青少年吃苦、耐力和毅力,並親近大自然,他也推動撤除新湖國小旁停車格,改設「學生通學街」,鼓勵學生走路上學。

他說,家長擔心孩子而開車接送,一定造成大塞車,孩子上下學就更不安全,不如撤除停車格讓學生安全上下學。

他主張「讓孩子知道將來要做什麼」,書亞、次女書虹,國中起選擇在家自學,對人生未來有規畫。黃天人認為,現今環境只要想念書,有很多管道,有正規學習,還有空中大學,也能自修考證照。

「別人有學歷,我們有能力」,妻子楊怡潔不擔心孩子未來,書亞高中畢業沒選擇入大學,投入尖石鄉國小、國中課輔,但自訂目標考證照;書虹能獨力主持40人的營隊,從計畫到活動一手包。兩姊妹16歲起每年投入泰北義工,長子書恆念國小,騎獨輪車上下學,很有主見。

黃天人說,父母陪伴成長就是最好學習,較遺憾的是,台灣志工中婦女多,男人自稱一家之主卻很少參與。他鼓勵男人多參與,假設全台有一萬個男主人假日帶孩子騎單車,就會有一萬個快樂家庭;如果帶領別人的孩子騎單車,就會減少一萬個中輟生,何樂不為?

 

3.丘彥明:從梵谷的教育談起 2010/03/06 聯合報

出生於牧師家庭,梵谷小時候接受嚴格的家教和良好的學校教育。

一八六年梵谷七歲,進入出生地桑德特的小學就讀,兩百學生一位教師,父母大為不滿,一八六一年開始梵谷和妹妹安娜不再上學,雙親延聘一位家庭教師教導,直到一八六四年九月。十月,父母將十一歲的梵谷送到澤芬柏根鎮,進入揚•普羅維利開辦的住宿學校讀書。兩年後,進入大城提堡的國立高級市立中學威廉二世學院就讀,接受一年四個月的教育。之後,梵谷結束學生時代,去到海牙古伯畫廊當見習生。

接下來,梵谷的教育斷斷續續:父母想培養他進入大學攻讀學位,成為受人敬重的牧師,一八七七年五月讓他暫住阿姆斯特丹伯父家,延請教師補習拉丁文、希臘文、代數、文法等準備考試,苦讀至次年七月,梵谷厭倦做為「學院牧師」的企圖,放棄學習。但為了傳教士的前途,一八七八年八月父母送他到布魯塞爾的教會培訓學校研習三個月。一八八年梵谷決心成為畫家,在比利時瓦姆請求西奧寄書自學。這年十月至次年四月在布魯塞爾習畫,是否進入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無資料可查,但確知與一群學藝術的學生在德瓦斯街八號一間畫室切磋繪畫。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中在海牙跟隨安東•莫夫學習,打下水彩素描基礎。一八八六年一月註冊成為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冬季班骨董系學生,補上傳統正規繪畫教育的空白;另利用夜晚在畫室練習。四個月後發現無法向傳統妥協,離開前去巴黎,曾在畫家費納德•柯蒙的畫室一段時間,練習畫模特兒和古典石膏像,結識了貝納、羅特烈克、安奎汀等人,彼此影響很深。

梵谷十六歲以前在荷蘭接受完整的教育。他的中學教育,注重多種語言的學習和理解分析能力,培養出後來他在英國學校教導學生法語、德語、算術等科目能夠勝任;他到巴黎後沒多久,信件便完全以法文書寫。他的文筆荷文優美、法文流暢,除了語言教學的功效,家庭與學校培養課外閱讀習慣,應有深厚影響。最重要則是他先入商界、轉教育、改傳教、再提筆繪畫的大膽工作變化,每類工作都能全心全力投入,尤其最後選擇繪畫為畢生志業,從臨摹至獨創力的引發,我認為該歸功於荷蘭社會不特別看重學院教育的結果。

荷蘭教育體制的設計,受人文精神的影響很大。從十七世紀中期,就開始以人為本、尊重學生的選擇,為人道主義扎根。梵谷顯然受到這種精神強烈的影響。至今荷蘭教育仍沿襲此傳統,不特別鼓勵菁英教育,以教導學生如何自我完善、與社會融合為第一課題,同時著重課外閱讀、藝術與手工藝的薰陶和訓練,極力培育人道主義關懷、幽默,以及邏輯推理、動手能力。

觀看梵谷的繪畫,不單欣賞藝術呈現的本身,也藉繪畫讓我們思索更多的問題,教育便是帶給我的省思之一。(作者為旅荷作家)

 

4.學測成績不理想   隱型消失座    2010/03/07 聯合報

大女兒的大學學測成績公布後,和她預期的落差很大,讓她非常失望。之前不管她如何用功,成績總是不理想,在這樣的壓力和挫折下,她依然不願放棄努力,因為她體認到讀書是她的本分,雖然她也很想像其他同學一樣,可以邊玩邊擁有好成績,但她的成績告訴她,除了比別人更努力外,沒有其他好方法。

與大女兒長談之後,我了解到她的壓力來自於對父母親的孝順,她不希望我們傷心難過,以一種「降低標準」的方式去接受她考上的大學。

談話間,我忽然體會到我和先生平時的言行對孩子有很大的影響,也許我們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也許我們為了加強孩子的信心,不斷給予超乎她能力的要求,即使我們只是閒聊,提到某人的小孩有很好的表現,或是某某大學不是一所好的大學,但這些話對她而言,都是一種壓力,因為她怕達不到我們心中的標準。

她在高三上學期,將自己完全投入書本和考試中,結果身體出現不良的反應,不僅掉頭髮、經期停了,免疫力也下降,整個人越來越不快樂。

經過自我反省後,我將想法告訴先生,並進一步與女兒溝通,其實「努力」、「認真」的背後應當是「快樂自得」的,而不是勉強的,否則就會有反效果。

讀書重在過程,就算沒考上理想的大學,但只要孩子能保有「快樂和健康」,就是父母最大的期望。

 

5.李偉文:用大自然安頓身心 親子天下 2010/08/26

近年有不少電影與書籍以過動症、自閉症或亞斯伯格症患者為主題,看了令人很感動。在不久的以前,對於這種外表沒有缺陷,甚至看起來聰明伶俐的孩子,在與人互動或團體生活中格格不入時,總會被人以為「沒有家教」、「調皮搗蛋愛惹麻煩」,甚至是「反社會人格」。有時候,身為父母親也會懷疑自己是不是比較不會帶孩子。

幸好在醫學愈來愈發達的今天,尤其腦神經科學的進步,我們已經愈來愈能辨識與分類各種心理上的特殊症狀。除了找到這些症狀的可能成因,也發展出許多治療方法。我們較為熟知的當然是各種藥物,但是這些年也有不少人嘗試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讓孩子內在的能量能安頓下來。

每次看到城市裡重重疊疊、密密麻麻的建築物時,都會又感慨、又驚懼,有多少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一天24小時,幾乎沒有幾分鐘,眼睛的視野是超過10公尺的。在家裡,不管是寫作業、看電腦或看電視,視線是短的;在學校裡,恐怕也沒多少機會在操場上奔跑,或躺在草坪上看雲。下了課到了安親班更是擁擠。就連假日出遊,不是塞在車子裡,就是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挪移。孩子的視線,沒有機會看遠。而且除了上課之外,孩子的日常休閒活動都消耗在所謂「三電」──電視、電腦、電動遊戲的虛擬影像世界中。

可是近年來已有許多研究報告指出:與戶外真實世界的互動對孩子的發展非常重要。在一切都消毒過,似乎潔淨、冷漠且隔離的環境中,反而對孩子的情緒與認知發展產生障礙。換句話說,孩子的感官要在豐富且互動的環境裡,真實的觸摸,真正的聞到、看到、聽到真實的世界。也就是在田野裡、真正的土地上奔跑,流下汗水,還可以玩泥巴,讓皮膚感覺到濕潤的顆粒,聞到自然散發出的味道。

已有許多醫療單位發現,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孩子帶到戶外,會有大幅度的改善,比服藥或借助電子矯治儀器來得有效。即使孩子的身心發展正常,也要讓孩子儘量親近土地,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力。不要讓孩子整天擠在水泥叢林裡,沒有風景、沒有陽光,視野始終被限制在35公尺之內,忘記了其實在屋頂之外,我們的頭上還有星空。

的確,當我們失去了星空,失去對浩瀚天體的體驗;當我們的孩子失去了到森林裡傾聽與觀察各種生物的機會,那種遇見生命的感動、想像力與創造力的萌發,也會一點一滴的失去。帶孩子到大自然裡去,自然體驗能提供我們一種新的生命能量,以及與萬物合而為一的連結。就如同梭羅所寫的:「不管是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我們都與整個自然世界相連結,要達到和平寧靜與成功,我們需要與宇宙合而為一。」這種人與自然的關係,在現代社會裡,對孩子平衡的情緒發展,我相信愈來愈重要。

 

6.向下開的櫻花/9   王文華  2010/09/09 聯合報

今天是民國9999日,在不完美的日子,我開始默默地把自己舊片重拍,把生活,騰出更多留白……

999」或「666」?

今天是民國9999日,適合來聊聊「9」。

第一次對「9」有感覺,是9歲時看恐怖片《天魔》(The Omen)。別以為它只是一般恐怖片,男主角可是影帝葛雷哥萊畢克。他飾演美國駐義大利大使,發現領養的兒子竟然是撒旦。而發現的方式,是看到兒子髮下的頭皮上有著「999」的胎記。

後來我才知道那不是「999」,而是「666」。《新約•啟示錄》第13章第18節說,「666」是怪獸的代號。

當年沒有分級制度,九歲小孩可以看《天魔》。但當年有嚴格的電檢尺度,不符合道德的片段統統要剪。影片最後,好人葛雷哥萊畢克被槍殺,天魔勝利。美國總統牽著天魔的手,天魔轉頭對世界露出邪惡的微笑。但在那「邪不勝正」的時代,電影怎麼能有這種結局!所以新聞局把最後三分鐘都剪掉,影片結束在射殺好人的子彈飛出槍膛的那一剎那。這個沒頭沒腦的結局,反而加深了我對片子的興趣。我又跑去看了好幾遍,「999」和「666」,從此深植我心。

「新聞局版的結局」給我的另一個影響,是讓我體會到「少即是多」的道理。不過這一點當下並不了解,三十年後才有體會。

少掉的那個人

九歲的小孩除了看恐怖片,也要上學。小學三年級,開始背《唐詩三百首》。那些字背得滾瓜爛熟,串成句子卻不是很懂。九歲小孩,怎麼懂得「蠟炬成灰淚始乾」的絕望?或是「繞船明月江水寒」的惘然?

當時背的詩中,比較懂的是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維寫的是九九重陽遊子不能回家團聚。我當時不曾離家,會喜歡這首,純粹是因為在月餅廣告中常聽到第二句,於是整首詩比較好背。很多年後,我離家到美國求學,才約略了解詩中被遺棄,甚至自我放逐的感覺。

「絕對」的人生

當時背唐詩,不是為了吸取人生智慧,而是應付考試。我很用功,每次都能夠考個九十幾分。可是每次發考卷,當我看到那紅色簽字筆寫的「9」時,我失望至極,那紅色墨水,彷彿直接從我的心臟中流出來。爸媽安慰我:「考得很好啊!差5分就滿分了。」但我總是垂頭喪氣,否定自己所有的價值。當時的我堅信:多就是好!100分是常態,沒有100分就算失常。為了得到滿分,我總是用橡皮擦了又擦,寫完後檢查又檢查。

不止我這麼神經質,在那個大學錄取率是10%的年代,每一個學生,都在為「滿分」、「榜首」、「第一志願」、「明星學校」鑽牛角尖。我們對自己的要求是如此之高,哪怕是錯一題(而且還是那種不考知識考細心的陷阱題),都覺得是世界末日。我們對別人是如此恐懼,明明考得很好,卻要虛偽地跟同學說自己考得很糟。

會這樣,是因為我們認為人生是「絕對」的。不是對,就是錯。不是滿分,就算考壞。對於如此著迷於100的我們,人生是一場「零和」遊戲。面對別人,我贏就是別人輸,別人贏就是我輸。面對自己,我沒有贏就算輸,爸媽說「只要跟自己比就好」,是說給沒實力跟別人比的人聽的。

我這樣受完了大學教育,認識了一群跟我一樣在「零和」遊戲中被稱為「贏家」的人。當時,我們意興風發,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優越感,打從心底相信我們是被上天賦予特殊使命的菁英。

畢業二十年後,回頭看這群「菁英」,才了解到我們不但沒有被賦予特殊使命,而「絕對」的人生觀讓我們比其他人缺乏彈性。同學中有人自殺了,有人用不快樂的工作和婚姻慢慢謀殺自己。有人頂著漂亮的公司和頭銜,每天重複發送和回覆類似的e-mail,自己也清楚對公司和經濟都沒有任何貢獻。有人反過頭來唾棄主流價值,但也無法替自己或別人提出替代方案。有人失眠,有人失業,那100分的求學過程,並沒有讓我們對人生有更清楚的解答。我們,和大家都一樣。

3.67

也許解答,並不在書本中。去美國念書時,我迷上棒球。老球迷一句話打動了我:「每一年,大聯盟每支球隊要打162場。你注定輸54場,注定贏54場。大家在拚的,其實是那剩下的54場。」(去年洋基隊贏得大聯盟冠軍,贏了103場,輸了59場。)

什麼?注定輸54場?那不就代表,不需要100分?

為了澄清疑慮,我去搜尋大聯盟一世紀以來,終生平均打擊率最高的球員。他是泰•可普(Ty Cobb),從1905年打到1928年,最後在底特律老虎隊退休。他的終身平均打擊率是……

0.367

三成六七,代表著他十次上場,也只有不到四次的安打,其他六次,也要黯然下台。

大聯盟有史以來的打擊王,成績也只有3.67,甭說沒有10,連9都差得很遠。

「相對」的人生

看多了球場和職場的比賽,我慢慢懂得人生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在球場上,洋基隊得冠軍,不是因為它天下無敵,而是因為它輸得比較少,而且輸對了地方。在職場上,我當上總經理,並不是因為我的優點最多,而是因為我的缺點最少,而老闆剛好不在意這些缺點。人生當然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遊戲,但也有皆大歡喜的場景。我爬山的快樂,不會因為你也來爬就減少。我婚姻幸福,不會因為你婚姻也幸福而減少。除非我們倆娶的是同一個女人,但這樣的機率畢竟不高。

三十歲後期,我破除了對「10」,甚至「9」的迷信。不追求完美,並不代表我就自甘墮落。我對於工作和生活仍有標準,但那把尺已經不是社會的大尺,而是符合我的個性、興趣、能力的小尺。如果用社會的大尺,郭台銘的財富是10,我是小數點後好幾位。但如果用自己的小尺,以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已經有了7。我心中還是「有數」,但已經不是那個公定數字。這樣想,10對我來說,不再那麼大不了,也不再那麼達不到。

完美在於留白

擺脫了「10」的枷鎖,受惠的除了自己,還有身旁的人。追求10的人,自己累,朋友家人員工更累。因為再怎麼努力,在他眼中都只有1

我繞了好多圈圈,才放下對別人的要求和期待。不再用「因為我愛你」、「我是為你好」等字眼,來掩飾我對別人的壓迫。找員工、朋友、愛人都一樣,你很難把對方「改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你只能在一開始,選一個合適的對象。選人就像擲骰子,擲到幾就是幾。你很難把1,變成6。很難把123,變成一對豹子。

放下「10」的迷思,我少了偏執,多了仁慈。對別人,對自己,也對時間。我不再像二十歲,要把生活過到「客滿」的地步。我關機、開門,讓厚重如西洋油畫的時間表,多一點中國山水的留白。時間,就像吃飯。九分飽,餘韻無窮。十分飽,只覺得自己很窮。

舊片重拍

《天魔》上演三十年後,好萊塢重拍了這部恐怖片。時代變了,新版本中最後天魔贏得勝利,沒有被剪,也沒有人大驚小怪。也許是因為我們知道那只是電影,現實中並沒有天魔。也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點點天魔的本性,而隨著年齡增長,慢慢體會到:有時候,魔鬼是會勝利的。

三十年後看完整版,卻覺得這樣交代清楚的結局太膩。反倒懷念當年新聞局誤打誤撞的結局,那顆子彈到底打中了誰?好人?天魔?沒有露臉的鬼,往往最恐怖。沒有點破的結局,往往最雋永。很多事情的最佳狀態是點到為止,不需要push10

當年紀到了好萊塢已經重拍你小時候看過的電影,應該要學會一些東西了。我學會放過別人和自己,多給彼此一些餘地。當事情到了「9」,就停下來。不要急,不要push。為了那剩下的「1」所付出的心力,並不值得。達到「10」之後,往往剩下空虛。不完美,才是活下去的動力。

今天是民國9999日,在不完美的日子,我開始默默地把自己舊片重拍,把生活,騰出更多留白。至於最後的結局是好人或壞人勝利,不重要了。就讓子彈,永遠停在空中吧。

 

7.名人專欄/李偉文:有我沒我 有何不同? 李偉文(牙科醫師、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2010/03/07 元氣周報

元氣周報已發行100期,在這將近兩年的日子堙A我們是否隨著每個星期的元氣,更有活力的面對自己的人生呢?

對於時間的長短,隨著心境不同往往有矛盾的看法。有時候覺得人生太長,我們必須找一個可以魂牽夢縈的理想來獻身,有時候又覺得人生太短,短得必須把握時時刻刻,以便活出生命的精彩。

我有一位老師,三年前從建中資優班導師退休,籌組了「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為住在玉山的原住民部落培育優秀人才,並成立了「原聲音樂學校」,每個周六、日來自數十個部落的孩子住到這個「假日學校」一起學習,透過合唱練習與比賽建立他們的信心,但是背後最主要的是學業與生活的輔導。

協會承諾會陪伴他們到大學,我相信在這麼多優秀熱情又有使命感的志工老師長期帶領下,在團隊生活與學期中,這些孩子會對社會、對部落文化建立相當的感情與向心力。這些孩子長大後,如願意長期回到部落塈V力,才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真正改變的契機。

記得八八水災過後不久,我詢問老師這兩年來的感觸,她說:「當我看著被挑選出來的孩子努力地學習,我知道,他們未來的一生,絕對跟我們還沒來到這堣ㄕP!」

她的心情我能理解,因為在建中資優班教書,雖然她面對的是全國最優秀的學生,但是她知道,無論她多認真教,或摸魚打混,這些學生都不會因為她而生命有所不同。

這種追求生命中「有我沒我,是否有所不同」的意義與價值,遲早都會變成我們人生中的大哉問,當然我們可以自私的追求自己的享受,生活富裕,日子輕鬆舒適,像是柳絮般的飛在人世間的痛苦災難之上,但是我們若找不到更大的關懷與獻身,這種自在反而會翻轉成另一種惶恐和沉重:「到底我這趟生命之旅,做過什麼事?」

我有位朋友曾在高盛金融集團擔任執行董事,後來早早退休投入公益活動,幾年前曾到台灣最有錢的基金會當執行長,去年她找我,才知道她也離開那個基金會,在台北市永康街鬧市旁租個房子,輔導一些弱勢的孩子功課,她詢問我有沒有空教他們作文。

或許旁人會好奇,一個正當壯年的人,為何要離開位高權重又多金的工作,或者待在大的基金會也可以實現許多理想,卻拋棄這一切,自己到第一線親自教那些被放棄的孩子們。

我猜,應該也是心堶惆滬蚆n音在呼喚著他們:「這個世界有沒有因為我的存在而有所不同?」

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曾經這麼形容死亡:「死亡就是我加上這個世界,然後再減去我。」卡爾維諾用這個公式來提醒我們,當我們離開人世時,有沒有給這個世界留下一些光彩與溫暖。

佛眼和尚說:「水自竹邊流出冷,風從花媢L來香。」生命的意義並不是關起門來「發明」,而是要走出家門,到塵世中去「發現」

或許只有忘掉自我,往外關心他人、關心這滾滾紅塵,才能在與周遭應對之中發現自我,我們個人的生命意義也才能從中間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