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09月13日──思考學習的本質與生命的意義
高三是人格扭曲的一年，肇端於對升學執著，將此戰役勝負視為一生幸福的關鍵。然而，名大學、熱門學系保證人生幸福美滿嗎？究竟人生最該追求價值為何？讀高中、讀大學的目的為何？請藉這幾篇文章思考學習的本質與生命的意義。
徐茂瑋 誌2.《名人談教養》牧師黃天人：教育不是為了競爭 記者 羅緗綸、王慧瑛
聯合晚報社論 99.08.06.
今天是大學指考放榜日，多少人懷著憧憬踏上大學之路。卻也有不少畢業生此刻心中酸甜苦辣，有人「屢敗屢戰」仍在丟履歷表，有人對
22k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有人頂著台大生光環卻選擇從展場女郎做起。名校畢業能做什麼？最近華爾街日報有一篇報導，「哈佛之後他們在做什麼」，介紹一個教育性公益組織「為美國而教」
(Teach for America, TFA)的故事。20年前普林斯頓大學一名畢業生溫蒂，想去學校教書但無教師資格，只好去華爾街上班。溫蒂後來募資創辦TFA，類似青年和平團(peace corps)的模式，招募大學畢業生提供密集的師資培訓，由願意參加實驗的學區或個別學校聘為教師，指定目標是低收入社區或需要補救教學的學生。TFA成績斐然。今年有四萬多名應屆畢業生申請，很多來自長春藤名校；特別有高比例的非裔和拉丁裔學生，因他們深知低社經背景受教機會的不利之處。很多年輕人說這是大學畢業後所能做的最酷的一件事。他們的工作成果也真的很酷。TFA老師教導的班級，多半成績進步驚人，比很多資深的、正統師範體系的老師成效要好得多（所以TFA頗受教師工會抵制，被譏為對教育沈?有如ok繃）。TFA的「校友」很多繼續留在教育界，有四百多人已當到校長或督學；其他日後選擇任公職、能參與決策的，也多不遺餘力於教育改革。
TFA概念在台灣未必全然合用，我們目前仍有大批流浪教師，一度設於普通大學裡的「教育學程」也逐一熄火。不過，城鄉差距、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問題，台灣絕不少見。目前也有些大學生的志工服務，或救國團的海外青年暑假回台教英文等活動，善用優秀青年的才智，為偏遠地區的孩子教育盡一點力。這些星星之火，都在播下希望的種子，受益最多的不但是貧苦學生，也因當事人「青春不留白」的體驗而從此改變了價值觀和人生志向。
想想看，大學生能做的事不少吧？
記者 羅緗綸、王慧瑛 2010-04-09/聯合報「如果教育只是用來競爭，不是互助，受傷的一定是弱勢孩子。」新竹縣黃天人牧師長期投入青少年和中輟生輔導，他有兩女一男；女兒高中時就隻身前往泰北當義工，幫助當地孩子教育、生活輔導，獨立，很有自己的看法。
黃天人在長女書亞進入國小後，對教育就有新想法，認為學校是團體，是教導互動和正向發展，但目的是什麼？他思考過，孩子如果從小被訓練比優秀，智能好的將壓迫智能較不好，那許多孩子將會受傷害。智能優秀的到最後也會被排擠，孩子沒必要從小就生活在「不要輸在起跑點」的競爭環境中。
他認為，孩子的童年很可貴，要多玩、多親近大自然，保有對自然和周遭事務觀察和探索的熱情，父母多陪在孩子身邊就是最好的教育。他子女讀小學時，每逢大考後「必定大玩」，向學校請假，由他帶著到宜蘭騎單車，探訪大自然。
當時他在湖口鄉推動攀岩活動、騎單車，帶著青少年攀岩，透過體力訓練青少年吃苦、耐力和毅力，並親近大自然，他也推動撤除新湖國小旁停車格，改設「學生通學街」，鼓勵學生走路上學。
他說，家長擔心孩子而開車接送，一定造成大塞車，孩子上下學就更不安全，不如撤除停車格讓學生安全上下學。
他主張「讓孩子知道將來要做什麼」，書亞、次女書虹，國中起選擇在家自學，對人生未來有規畫。黃天人認為，現今環境只要想念書，有很多管道，有正規學習，還有空中大學，也能自修考證照。
「別人有學歷，我們有能力」，妻子楊怡潔不擔心孩子未來，書亞高中畢業沒選擇入大學，投入尖石鄉國小、國中課輔，但自訂目標考證照；書虹能獨力主持
40人的營隊，從計畫到活動一手包。兩姊妹16歲起每年投入泰北義工，長子書恆念國小，騎獨輪車上下學，很有主見。黃天人說，父母陪伴成長就是最好學習，較遺憾的是，台灣志工中婦女多，男人自稱一家之主卻很少參與。他鼓勵男人多參與，假設全台有一萬個男主人假日帶孩子騎單車，就會有一萬個快樂家庭；如果帶領別人的孩子騎單車，就會減少一萬個中輟生，何樂不為？
2010/03/06 聯合報
出生於牧師家庭，梵谷小時候接受嚴格的家教和良好的學校教育。
一八六
○年梵谷七歲，進入出生地桑德特的小學就讀，兩百學生一位教師，父母大為不滿，一八六一年開始梵谷和妹妹安娜不再上學，雙親延聘一位家庭教師教導，直到一八六四年九月。十月，父母將十一歲的梵谷送到澤芬柏根鎮，進入揚•普羅維利開辦的住宿學校讀書。兩年後，進入大城提堡的國立高級市立中學—威廉二世學院就讀，接受一年四個月的教育。之後，梵谷結束學生時代，去到海牙古伯畫廊當見習生。接下來，梵谷的教育斷斷續續：父母想培養他進入大學攻讀學位，成為受人敬重的牧師，一八七七年五月讓他暫住阿姆斯特丹伯父家，延請教師補習拉丁文、希臘文、代數、文法等準備考試，苦讀至次年七月，梵谷厭倦做為「學院牧師」的企圖，放棄學習。但為了傳教士的前途，一八七八年八月父母送他到布魯塞爾的教會培訓學校研習三個月。一八八
○年梵谷決心成為畫家，在比利時瓦姆請求西奧寄書自學。這年十月至次年四月在布魯塞爾習畫，是否進入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無資料可查，但確知與一群學藝術的學生在德瓦斯街八號一間畫室切磋繪畫。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中在海牙跟隨安東•莫夫學習，打下水彩素描基礎。一八八六年一月註冊成為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冬季班骨董系學生，補上傳統正規繪畫教育的空白；另利用夜晚在畫室練習。四個月後發現無法向傳統妥協，離開前去巴黎，曾在畫家費納德•柯蒙的畫室一段時間，練習畫模特兒和古典石膏像，結識了貝納、羅特烈克、安奎汀等人，彼此影響很深。梵谷十六歲以前在荷蘭接受完整的教育。他的中學教育，注重多種語言的學習和理解分析能力，培養出後來他在英國學校教導學生法語、德語、算術等科目能夠勝任；他到巴黎後沒多久，信件便完全以法文書寫。他的文筆荷文優美、法文流暢，除了語言教學的功效，家庭與學校培養課外閱讀習慣，應有深厚影響。最重要則是他先入商界、轉教育、改傳教、再提筆繪畫的大膽工作變化，每類工作都能全心全力投入，尤其最後選擇繪畫為畢生志業，從臨摹至獨創力的引發，我認為該歸功於荷蘭社會不特別看重學院教育的結果。
荷蘭教育體制的設計，受人文精神的影響很大。從十七世紀中期，就開始以人為本、尊重學生的選擇，為人道主義扎根。梵谷顯然受到這種精神強烈的影響。至今荷蘭教育仍沿襲此傳統，不特別鼓勵菁英教育，以教導學生如何自我完善、與社會融合為第一課題，同時著重課外閱讀、藝術與手工藝的薰陶和訓練，極力培育人道主義關懷、幽默，以及邏輯推理、動手能力。
觀看梵谷的繪畫，不單欣賞藝術呈現的本身，也藉繪畫讓我們思索更多的問題，教育便是帶給我的省思之一。（作者為旅荷作家）
隱型消失座 2010/03/07 聯合報
大女兒的大學學測成績公布後，和她預期的落差很大，讓她非常失望。之前不管她如何用功，成績總是不理想，在這樣的壓力和挫折下，她依然不願放棄努力，因為她體認到讀書是她的本分，雖然她也很想像其他同學一樣，可以邊玩邊擁有好成績，但她的成績告訴她，除了比別人更努力外，沒有其他好方法。
與大女兒長談之後，我了解到她的壓力來自於對父母親的孝順，她不希望我們傷心難過，以一種「降低標準」的方式去接受她考上的大學。
談話間，我忽然體會到我和先生平時的言行對孩子有很大的影響，也許我們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也許我們為了加強孩子的信心，不斷給予超乎她能力的要求，即使我們只是閒聊，提到某人的小孩有很好的表現，或是某某大學不是一所好的大學，但這些話對她而言，都是一種壓力，因為她怕達不到我們心中的標準。
她在高三上學期，將自己完全投入書本和考試中，結果身體出現不良的反應，不僅掉頭髮、經期停了，免疫力也下降，整個人越來越不快樂。
經過自我反省後，我將想法告訴先生，並進一步與女兒溝通，其實「努力」、「認真」的背後應當是「快樂自得」的，而不是勉強的，否則就會有反效果。
讀書重在過程，就算沒考上理想的大學，但只要孩子能保有「快樂和健康」，就是父母最大的期望。
親子天下 2010/08/26
近年有不少電影與書籍以過動症、自閉症或亞斯伯格症患者為主題，看了令人很感動。在不久的以前，對於這種外表沒有缺陷，甚至看起來聰明伶俐的孩子，在與人互動或團體生活中格格不入時，總會被人以為「沒有家教」、「調皮搗蛋愛惹麻煩」，甚至是「反社會人格」。有時候，身為父母親也會懷疑自己是不是比較不會帶孩子。
幸好在醫學愈來愈發達的今天，尤其腦神經科學的進步，我們已經愈來愈能辨識與分類各種心理上的特殊症狀。除了找到這些症狀的可能成因，也發展出許多治療方法。我們較為熟知的當然是各種藥物，但是這些年也有不少人嘗試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讓孩子內在的能量能安頓下來。
每次看到城市裡重重疊疊、密密麻麻的建築物時，都會又感慨、又驚懼，有多少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一天
24小時，幾乎沒有幾分鐘，眼睛的視野是超過10公尺的。在家裡，不管是寫作業、看電腦或看電視，視線是短的；在學校裡，恐怕也沒多少機會在操場上奔跑，或躺在草坪上看雲。下了課到了安親班更是擁擠。就連假日出遊，不是塞在車子裡，就是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挪移。孩子的視線，沒有機會看遠。而且除了上課之外，孩子的日常休閒活動都消耗在所謂「三電」──電視、電腦、電動遊戲的虛擬影像世界中。可是近年來已有許多研究報告指出：與戶外真實世界的互動對孩子的發展非常重要。在一切都消毒過，似乎潔淨、冷漠且隔離的環境中，反而對孩子的情緒與認知發展產生障礙。換句話說，孩子的感官要在豐富且互動的環境裡，真實的觸摸，真正的聞到、看到、聽到真實的世界。也就是在田野裡、真正的土地上奔跑，流下汗水，還可以玩泥巴，讓皮膚感覺到濕潤的顆粒，聞到自然散發出的味道。
已有許多醫療單位發現，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孩子帶到戶外，會有大幅度的改善，比服藥或借助電子矯治儀器來得有效。即使孩子的身心發展正常，也要讓孩子儘量親近土地，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力。不要讓孩子整天擠在水泥叢林裡，沒有風景、沒有陽光，視野始終被限制在
3、5公尺之內，忘記了其實在屋頂之外，我們的頭上還有星空。的確，當我們失去了星空，失去對浩瀚天體的體驗；當我們的孩子失去了到森林裡傾聽與觀察各種生物的機會，那種遇見生命的感動、想像力與創造力的萌發，也會一點一滴的失去。帶孩子到大自然裡去，自然體驗能提供我們一種新的生命能量，以及與萬物合而為一的連結。就如同梭羅所寫的：「不管是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我們都與整個自然世界相連結，要達到和平寧靜與成功，我們需要與宇宙合而為一。」這種人與自然的關係，在現代社會裡，對孩子平衡的情緒發展，我相信愈來愈重要。
9 王文華 2010/09/09 聯合報
今天是民國
99年9月9日，在不完美的日子，我開始默默地把自己舊片重拍，把生活，騰出更多留白……「
999」或「666」？今天是民國
99年9月9日，適合來聊聊「9」。第一次對「
9」有感覺，是9歲時看恐怖片《天魔》（The Omen）。別以為它只是一般恐怖片，男主角可是影帝葛雷哥萊畢克。他飾演美國駐義大利大使，發現領養的兒子竟然是撒旦。而發現的方式，是看到兒子髮下的頭皮上有著「999」的胎記。後來我才知道那不是「
999」，而是「666」。《新約•啟示錄》第13章第18節說，「666」是怪獸的代號。當年沒有分級制度，九歲小孩可以看《天魔》。但當年有嚴格的電檢尺度，不符合道德的片段統統要剪。影片最後，好人葛雷哥萊畢克被槍殺，天魔勝利。美國總統牽著天魔的手，天魔轉頭對世界露出邪惡的微笑。但在那「邪不勝正」的時代，電影怎麼能有這種結局！所以新聞局把最後三分鐘都剪掉，影片結束在射殺好人的子彈飛出槍膛的那一剎那。這個沒頭沒腦的結局，反而加深了我對片子的興趣。我又跑去看了好幾遍，「
999」和「666」，從此深植我心。「新聞局版的結局」給我的另一個影響，是讓我體會到「少即是多」的道理。不過這一點當下並不了解，三十年後才有體會。
少掉的那個人
九歲的小孩除了看恐怖片，也要上學。小學三年級，開始背《唐詩三百首》。那些字背得滾瓜爛熟，串成句子卻不是很懂。九歲小孩，怎麼懂得「蠟炬成灰淚始乾」的絕望？或是「繞船明月江水寒」的惘然？
當時背的詩中，比較懂的是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維寫的是九九重陽遊子不能回家團聚。我當時不曾離家，會喜歡這首，純粹是因為在月餅廣告中常聽到第二句，於是整首詩比較好背。很多年後，我離家到美國求學，才約略了解詩中被遺棄，甚至自我放逐的感覺。
「絕對」的人生
當時背唐詩，不是為了吸取人生智慧，而是應付考試。我很用功，每次都能夠考個九十幾分。可是每次發考卷，當我看到那紅色簽字筆寫的「
9」時，我失望至極，那紅色墨水，彷彿直接從我的心臟中流出來。爸媽安慰我：「考得很好啊！差5分就滿分了。」但我總是垂頭喪氣，否定自己所有的價值。當時的我堅信：多就是好！100分是常態，沒有100分就算失常。為了得到滿分，我總是用橡皮擦了又擦，寫完後檢查又檢查。不止我這麼神經質，在那個大學錄取率是
10%的年代，每一個學生，都在為「滿分」、「榜首」、「第一志願」、「明星學校」鑽牛角尖。我們對自己的要求是如此之高，哪怕是錯一題（而且還是那種不考知識考細心的陷阱題），都覺得是世界末日。我們對別人是如此恐懼，明明考得很好，卻要虛偽地跟同學說自己考得很糟。會這樣，是因為我們認為人生是「絕對」的。不是對，就是錯。不是滿分，就算考壞。對於如此著迷於
100的我們，人生是一場「零和」遊戲。面對別人，我贏就是別人輸，別人贏就是我輸。面對自己，我沒有贏就算輸，爸媽說「只要跟自己比就好」，是說給沒實力跟別人比的人聽的。我這樣受完了大學教育，認識了一群跟我一樣在「零和」遊戲中被稱為「贏家」的人。當時，我們意興風發，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優越感，打從心底相信我們是被上天賦予特殊使命的菁英。
畢業二十年後，回頭看這群「菁英」，才了解到我們不但沒有被賦予特殊使命，而「絕對」的人生觀讓我們比其他人缺乏彈性。同學中有人自殺了，有人用不快樂的工作和婚姻慢慢謀殺自己。有人頂著漂亮的公司和頭銜，每天重複發送和回覆類似的
e-mail，自己也清楚對公司和經濟都沒有任何貢獻。有人反過頭來唾棄主流價值，但也無法替自己或別人提出替代方案。有人失眠，有人失業，那100分的求學過程，並沒有讓我們對人生有更清楚的解答。我們，和大家都一樣。3.67
也許解答，並不在書本中。去美國念書時，我迷上棒球。老球迷一句話打動了我：「每一年，大聯盟每支球隊要打
162場。你注定輸54場，注定贏54場。大家在拚的，其實是那剩下的54場。」（去年洋基隊贏得大聯盟冠軍，贏了103場，輸了59場。）什麼？注定輸
54場？那不就代表，不需要100分？為了澄清疑慮，我去搜尋大聯盟一世紀以來，終生平均打擊率最高的球員。他是泰•可普（
Ty Cobb），從1905年打到1928年，最後在底特律老虎隊退休。他的終身平均打擊率是……0.367。
三成六七，代表著他十次上場，也只有不到四次的安打，其他六次，也要黯然下台。
大聯盟有史以來的打擊王，成績也只有3.67，甭說沒有10，連9都差得很遠。
「相對」的人生
看多了球場和職場的比賽，我慢慢懂得人生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在球場上，洋基隊得冠軍，不是因為它天下無敵，而是因為它輸得比較少，而且輸對了地方。在職場上，我當上總經理，並不是因為我的優點最多，而是因為我的缺點最少，而老闆剛好不在意這些缺點。人生當然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遊戲，但也有皆大歡喜的場景。我爬山的快樂，不會因為你也來爬就減少。我婚姻幸福，不會因為你婚姻也幸福而減少。除非我們倆娶的是同一個女人，但這樣的機率畢竟不高。
三十歲後期，我破除了對「10」，甚至「9」的迷信。不追求完美，並不代表我就自甘墮落。我對於工作和生活仍有標準，但那把尺已經不是社會的大尺，而是符合我的個性、興趣、能力的小尺。如果用社會的大尺，郭台銘的財富是10，我是小數點後好幾位。但如果用自己的小尺，以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已經有了7。我心中還是「有數」，但已經不是那個公定數字。這樣想，10對我來說，不再那麼大不了，也不再那麼達不到。
完美在於留白
擺脫了「10」的枷鎖，受惠的除了自己，還有身旁的人。追求10的人，自己累，朋友家人員工更累。因為再怎麼努力，在他眼中都只有1。
我繞了好多圈圈，才放下對別人的要求和期待。不再用「因為我愛你」、「我是為你好」等字眼，來掩飾我對別人的壓迫。找員工、朋友、愛人都一樣，你很難把對方「改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你只能在一開始，選一個合適的對象。選人就像擲骰子，擲到幾就是幾。你很難把1，變成6。很難把123，變成一對豹子。
放下「10」的迷思，我少了偏執，多了仁慈。對別人，對自己，也對時間。我不再像二十歲，要把生活過到「客滿」的地步。我關機、開門，讓厚重如西洋油畫的時間表，多一點中國山水的留白。時間，就像吃飯。九分飽，餘韻無窮。十分飽，只覺得自己很窮。
舊片重拍
《天魔》上演三十年後，好萊塢重拍了這部恐怖片。時代變了，新版本中最後天魔贏得勝利，沒有被剪，也沒有人大驚小怪。也許是因為我們知道那只是電影，現實中並沒有天魔。也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點點天魔的本性，而隨著年齡增長，慢慢體會到：有時候，魔鬼是會勝利的。
三十年後看完整版，卻覺得這樣交代清楚的結局太膩。反倒懷念當年新聞局誤打誤撞的結局，那顆子彈到底打中了誰？好人？天魔？沒有露臉的鬼，往往最恐怖。沒有點破的結局，往往最雋永。很多事情的最佳狀態是點到為止，不需要push到10。
當年紀到了好萊塢已經重拍你小時候看過的電影，應該要學會一些東西了。我學會放過別人和自己，多給彼此一些餘地。當事情到了「9」，就停下來。不要急，不要push。為了那剩下的「1」所付出的心力，並不值得。達到「10」之後，往往剩下空虛。不完美，才是活下去的動力。
今天是民國99年9月9日，在不完美的日子，我開始默默地把自己舊片重拍，把生活，騰出更多留白。至於最後的結局是好人或壞人勝利，不重要了。就讓子彈，永遠停在空中吧。
有何不同？ 李偉文（牙科醫師、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2010/03/07 元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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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期，在這將近兩年的日子裏，我們是否隨著每個星期的元氣，更有活力的面對自己的人生呢？對於時間的長短，隨著心境不同往往有矛盾的看法。有時候覺得人生太長，我們必須找一個可以魂牽夢縈的理想來獻身，有時候又覺得人生太短，短得必須把握時時刻刻，以便活出生命的精彩。
我有一位老師，三年前從建中資優班導師退休，籌組了「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為住在玉山的原住民部落培育優秀人才，並成立了「原聲音樂學校」，每個周六、日來自數十個部落的孩子住到這個「假日學校」一起學習，透過合唱練習與比賽建立他們的信心，但是背後最主要的是學業與生活的輔導。
協會承諾會陪伴他們到大學，我相信在這麼多優秀熱情又有使命感的志工老師長期帶領下，在團隊生活與學期中，這些孩子會對社會、對部落文化建立相當的感情與向心力。這些孩子長大後，如願意長期回到部落裏努力，才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真正改變的契機。
記得八八水災過後不久，我詢問老師這兩年來的感觸，她說：「當我看著被挑選出來的孩子努力地學習，我知道，他們未來的一生，絕對跟我們還沒來到這裏不同！」
她的心情我能理解，因為在建中資優班教書，雖然她面對的是全國最優秀的學生，但是她知道，無論她多認真教，或摸魚打混，這些學生都不會因為她而生命有所不同。
這種追求生命中「有我沒我，是否有所不同」的意義與價值，遲早都會變成我們人生中的大哉問，當然我們可以自私的追求自己的享受，生活富裕，日子輕鬆舒適，像是柳絮般的飛在人世間的痛苦災難之上，但是我們若找不到更大的關懷與獻身，這種自在反而會翻轉成另一種惶恐和沉重：「到底我這趟生命之旅，做過什麼事？」
我有位朋友曾在高盛金融集團擔任執行董事，後來早早退休投入公益活動，幾年前曾到台灣最有錢的基金會當執行長，去年她找我，才知道她也離開那個基金會，在台北市永康街鬧市旁租個房子，輔導一些弱勢的孩子功課，她詢問我有沒有空教他們作文。
或許旁人會好奇，一個正當壯年的人，為何要離開位高權重又多金的工作，或者待在大的基金會也可以實現許多理想，卻拋棄這一切，自己到第一線親自教那些被放棄的孩子們。
我猜，應該也是心裏面那個聲音在呼喚著他們：「這個世界有沒有因為我的存在而有所不同？」
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曾經這麼形容死亡：「死亡就是我加上這個世界，然後再減去我。」卡爾維諾用這個公式來提醒我們，當我們離開人世時，有沒有給這個世界留下一些光彩與溫暖。
佛眼和尚說：「水自竹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生命的意義並不是關起門來「發明」，而是要走出家門，到塵世中去「發現」
或許只有忘掉自我，往外關心他人、關心這滾滾紅塵，才能在與周遭應對之中發現自我，我們個人的生命意義也才能從中間浮現。